我17,18岁的时候,每逢长假,我总会到吉隆坡政府医院‘度假’。
时隔17年,手术的前一天,我再次回到医院的病房。
那一天,不知怎么的,眼泪一直要冲出眼眶。
‘不是说好不要哭了吗?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?为什么还要哭?’
我选择了靠窗的病床。靠窗,可以看见外面的街景,树影和天空,感觉比较自在。这样我可以把自己跟其他人隔离,我想。
后来我想,可能是敏感的我,随性地pick up了病房里充斥的负面能量,所以才会想哭。或者,我是在害怕明天的手术?
但是,在这个时候,我也察觉我自己何其幸运。我的主治医生要我在这个时候开始洗肾,因为我的健康状况还算良好,人还清醒(当体内urea过高,人会开始神志不清),所以可以自行在家进行CAPD。她告诉我有许多人,因为不愿面对现实,等到最后一分钟,往往为时已晚,必须从颈项处放一根管子洗肾。我在病房就看到许多人,大人或小孩,都是在颈项有一条管子。我想未必是他们不肯面对现实,而是不知道。很多时候,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,然后病魔一hit,人就无法面对。至少,我用了17年来说服自己面对它,接受它。于是,我心里就舒坦了一些。
第二天,我有一点像在等待处刑的囚犯,但又假装镇定。巡房的医生,昨天我已经领教过他严肃的脸孔。今天当他来到我的病床,我笑着对他说:“Doc, you look very tense, chill a bit!” 他稍微放松一点。我其实可以明白他的心理状态。他正在‘隔离情感’,这样就算一个一个病人死去,对他心理上的伤害没那么大。自我保护的一种。
11点多,我被轮椅推到楼下的手术房。睡在手术台上,漫长的等待。你知道吗,死亡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死亡之前漫长的等待,那种煎熬。
好不容易,两位医生进来了。怕冷的我,更加颤抖起来。打了一支针,我开始有点睡意,神智模糊。护士这时说,医生要给你打麻醉针,忍一下。啊~~一刀而下,然后切个开口,我呼吸呼吸呼吸,感觉到他们开始把管子放进去。期间,还要我用力把腹部往上推。隔了不知道多久,护士又说,医生要给你打麻醉针,忍一下。我痛恨自己的聪明,我知道又是另一刀要下来了,呼吸呼吸呼吸。但是第二刀之后,很快的,他们就完成了,开始擦拭,顺便包袱伤口。
我后来被推上楼,已经1点多了。大概扒了两口饭,就直挺挺的,双手放在胸前,睡下。隐隐作痛。有屁,又不敢放太大力。
傍晚,叶伟良和邱咏欣来看我。我不能大笑。不能太大声说话。我没有气。我心跳得很快。我的伤口会痛。叶伟良买了礼物给我,又帮我打包炒饭。我之前拜托他帮我买一些玩具车,我拿去送给两位住院的小朋友。邱咏欣趁叶伟良去打包炒饭的当儿告诉我,叶伟良说想到我现在这个样子,就会忍不住,受不了。我何其不是,我每次一想到以后午餐时间,都得回家洗肾,很难跟他们一起吃午餐,我就会想掉泪。
一整个晚上,我的行动都不太方便,做什么都不敢太用力,很慢很慢。很喘,心跳加速。我还以为这只是个小手术呢。